电影作为一种舶来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来到了中国。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诞生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是一部由当时的“京剧名伶”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纪录片。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部影片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拍摄者、主演及拍摄过程的介绍，如高小健的《电影从这里开始》、陈吉德的《〈定军山〉：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等。二是从电影的纪实性角度分析其特点，如蒋俊的《从〈定军山〉看中国美学之源》等。除此之外，对《定军山》诞生的必然性未曾从更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特别是戏曲本身的发展特点这样一个角度，做过更深入的挖掘。
　　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戏曲及电影各自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中国电影史上的开山之作选择戏曲《定军山》这一国粹为内容，是历史的必然。
　　一、雅俗共赏——戏曲的魅力与文化的积淀
　　自古以来，戏曲的观众涵盖面就极为广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土特有的听戏、唱戏的文化氛围。陈独秀称曰：“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而“雅俗共赏”既是戏曲艺术追求的重要目标，亦是其重要特色。①
　　一方面，戏曲从民间歌舞小戏基础上发展而来，形式上灵活随意，唱词口语化，语言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烈，自古就深得广大百姓的喜爱。张岱在其《陶庵梦忆》中记载了明末清初南方戏曲演出的盛况：“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②焦循在《花部农谭》“序言”中也曾说：“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③
　　另一方面，当戏曲到了上层阶级手里，便会依照他们的意绪心理和艺术趣味发生变化。随着戏曲演出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宦官贵族家里开始蓄养家班，有的上层知识分子甚至亲自参与指导，使得戏曲从唱词到演出，被进一步精雕细琢。“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④明代，不仅官署和富商会养蓄戏班，甚至帝王对戏文亦不吝赞词，“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⑤
　　清代专供戏曲演出的戏园发展起来之后，更是各色观众共聚一堂。既有进包厢的上层贵族，亦有坐池心的下层百姓。清代张亨甫《金台残泪记》对此有过具体描述：“凡茶园皆有楼，楼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楼官座曰‘上场门’，左楼官座曰‘下场门’。……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二斗……”⑥可见直到清末戏曲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喜爱的艺术形式。
　　伴随着戏曲的繁荣发展，理论家们所提出的制曲作文的准则也应着重于对戏曲雅俗共赏的特性的阐述。清代曲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戏曲为“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⑦“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夫人与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⑧清初曲论家黄周星在其《制曲枝语》中说：“制曲之诀无他，不过四字尽之，曰：‘雅俗共赏’而已。”⑨
　　综上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戏曲在不断成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民间百姓的观看到宫廷贵族的参与，从创作、演出到相关理论的建立，戏曲融入了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中国农耕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氛围。清末，第一部电影选择戏曲为内容，正是此种氛围下的一种必然。
　　二、一枝独秀——花雅之争后京剧的异军突起
　　从萌芽到成熟，戏曲种类不下数百种之多。这其中，唯诞生于京城的京剧影响最为广泛，最终被誉为国粹。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调、二簧调。统谓之乱弹。”雅部、花部的划分，对戏曲声腔明显地进行褒贬评价，是封建正统的雅、俗观念在戏曲认识上的具体表现，所以一般戏曲史中，把这段民间“花部”诸腔和昆曲斗法争胜的历史称作“花雅之争”，最集中表现为北京剧坛上地方声腔剧种的兴替交迭和昆曲的逐渐衰落。
　　在咸丰以前，清统治者一直崇尚的是“雅部”昆曲和弋阳高腔。到咸丰朝，因咸丰之好皮簧更甚，京剧外班得以更多地进入宫廷演出。受咸丰喜爱皮簧戏之影响，加之亲睹外学带入的宫外二簧戏之盛，慈禧便由此而生出了终身对京剧的喜好。沈宗畴《便佳簃杂抄》云：“自慈禧柄政，乃大度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所演多文戏，如《捉放曹》、《定军山》、《红鸾禧》之类。演毕，内务部照例犒赏。其尤负盛名各伶，则慈禧另赏以内帑，多寡无定额。”⑩《菊部丛谈》亦提到：“孝钦后酷嗜歌剧，晚年尤甚，证诸西太后大庆，虽强令谭鑫培唱《连营寨》不吉祥戏，亦所勿顾，可以知之。后尝编小梨园于内教坊，以内监知音律者任之，尤喜听谭鑫培、侯俊山、杨小楼剧，内廷演戏，无该伶则慈心不欢。”据此可见，在宫廷常听的戏文中，总会有三国戏的存在。而当时一批入宫的戏曲艺人，以谭鑫培、杨小楼等人最受慈禧的欢迎。 　　慈禧对京剧的痴迷无疑刺激了京剧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皇室的喜好，京剧从宫廷开始，逐渐向民间普及开来。清末，京剧科班在民间接连成立，这既是京剧发展的产物，亦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京剧在民间的繁荣。据叶龙章在《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一文中称：“咸丰、同治年间有双庆班、全福班、小和春、小福胜、得胜奎、小金奎等六个班。光绪八年，有杨隆寿的荣春堂、后改名小荣椿。……光绪十五年间成立的科班，有刘赶三、黄三雄的小丹桂、姚增禄的小吉利，余玉琴的小福寿，田际云的小玉成，陆华云的长春社等。”后来长期存在的著名的喜连成（1912年改富连成）则成立于1904年。
　　影片《定军山》诞生的1905前后，正是京剧本身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它成为当时北京城里从贵族到百姓所热衷的曲种之时。当带有商业性的电影面对北京城的观众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曲种，同时这也无疑降低了票房所需承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