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解放前后照相馆人像摄影的表情、着装，以及拍摄背景、用光等技术手段的分析讨论，我们可以透析这些人像摄影背后透露出来的强势政治叙事话语。

　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摄影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我们也可以说，照相馆影像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之中。

1960年代，朱光明拍摄的全家福摄影作品。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单纯、光明的笑容。在中国，上照相馆拍照始终是一件“大事”，充满了仪式感，所以人们都希望拍下自己最快乐最好看的时刻，尤其在1960年代，没有人上照相馆拍照会紧绷着脸，这是商业需要，当然，也有政治需要。

在政治空气窒息的“文革”年代，一位名叫孙欣的中学女生和她的同学来这里偷偷拍摄各种身份扮演的照片，有拉小提琴、有拿着乒乓球拍冒充运动员的，这成了最兴奋的游戏，照片上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在严酷的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上图为孙欣和母亲、姐妹的照片。

1970年代，摄影师吴兆华拍的结婚照场景（上图）已经在着装、表情、审美趣味上恢复了一些1940年代的结婚照意味。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受到英美西风熏陶的地方，上海照相馆发展的历史，凝聚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的要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些留洋归来的年轻的摄影爱好者，在上海开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照相馆，如著名的王开照相馆的两位创办者，就是从日本学习了摄影，而日本的摄影也源自欧洲。

到了抗战胜利后，随着美国电影大量涌入上海，一部分照相馆又学了好莱坞人像拍摄的光影处理。这些先行者，以及欧化的人像摄影艺术与技术，为上海照相馆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对内心健康纯洁的人民的塑造中，通过照相馆对光的调节，对每个市民的服饰、发型和姿势的重新塑造，每个普通人开始从照片中发现自己纯净、充满幸福感的“喜悦”镜像。但民国时期人性化的特征消失了，“人民”性及幸福化的肖像特征成为意识形态的图像主体。

但即便如此，摄影中的人性及市民美学仍在隐性呈现，比如，上海照相馆的人像摄影一直保持着民国好莱坞式的高对比度的侧光使用传统。

1949年后人像摄影改变很多

就拍摄对象而言，1949年也成为一个分水岭。进入照相馆的主体完全改变了，之前都是一些名流政客、有钱人进照相馆拍摄，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肖小兰认为，1949年之后照相馆的拍摄主体改变，也代表1949年照相馆拍摄风格的变化和政治的要求，对照相馆摄影师的影响。

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主张下，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过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涌进了照相馆，拍摄不久前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还只能在橱窗外观看的照片。人民照相馆的老摄影师顾云兴曾经回忆：“镜头里的世界变了很多：外国人少了，中国人多了；大明星少了，普通劳动者多了；穿西服、戴领带的少了，穿中山装、工作服的多了……不知不觉中，历史已经推进到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