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部电影，第一次接触“华雷斯血案”，内心很不安。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背后，是一场发展主义的悖论，是国族的悲哀，更是灵魂的嘶哑。墨西哥电影《后院》并非第一部，也不会是最后一部表现华雷斯题材的电影，但导演卡洛斯.卡雷拉在该片所呈现的第三世界下女性劳工生存境遇的叙述，令人驻足哀恸，沉思良久。
华雷斯（Juarez），位于墨西哥北部边境。正因为其边缘位置，聚集了前来放纵的有钱人，是贩毒、性交易和暴恐的狂欢之所，并开设大批出口加工厂的流水线作业，名副其实成为美国寻乐子的“后院”。这座死亡之城，消解并反讽了其原本意义——以墨西哥民族英雄华雷斯命名，力争自由、尊严和人权。自1993年至今，华雷斯血案持续上演，受害女性不计其数，多为少女，均被虐待奸杀；与河对岸的埃尔帕索（美国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相比，堪称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每当一位受害女性被发掘，抗议组织和宗教团体游行痛哭、跪地讣告，沙漠到处画满作为血案符号的十字，或安慰亡灵，或除了祈祷，还是祈祷。影片中没有温情的镜头，无意于同现实和解，它只需要人们的愤怒和悲悯。
大多数当地少女作为廉价劳动力，在跨国公司开设的生产基地提供劳动价值，能够获得相应酬劳。影片中的少女胡安娜，经由表姐介绍进入工厂，在她们眼中，这里比在老家务农的工作更轻松，还可以享受最摩登的摇滚，最美妙的舞厅，甚至，对一段爱情宣告“像电视里说的一样，我的身体我做主”。没错，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有工作又独立的新女性。然而，故事的转折点在得到爱情后，她遵从强烈的自我意识抛弃对方，尽管他一再挽留。从主动猎取到离弃，胡安娜颠覆传统，冒犯了性别主从原则。最后，那个原住民小伙子经不住怂恿杀了胡安娜，这一结局意味着影片推翻了前半段所描述的女性自我，暗示女性在权力结构中不能僭越，浮出地表的自我意识一旦触及雷区无异于引火烧身。
胡安娜与原住民小伙子的故事，契合了墨西哥与美国的本质关系。看似拥有自主权的女性，就像墨美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所遮蔽的表象——墨西哥的经济数字迅猛递增，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如同少女的命运，墨西哥终究不过是美国政经发展轨道的垫脚石而已，得到的比失去的远远要少。被奸杀的少女与被榨取资源的墨西哥，在性别政治上可谓同质异构。主人公布兰卡警官分享了一个故事：“每次满月时，印度一个村庄举行仪式。有一天，一只老虎出现了，还吃了人。他们吓得四处逃窜；一个月之后，他们又聚在一起，他们很害怕；同样的事发生了，老虎又跳出来吃了人，大家又四处逃窜；再过了一个月，村里人又聚在一起，但这一次，他们不再害怕，因为老虎已成为仪式的一部分……”这些死亡个案已累积成为无意识的“仪式”事件，扭曲成了悖论中的合理部分，成为他者眼中第三世界的基本概貌。因为在西方逻辑看来，墨西哥这类第三世界不就是如此血腥暴虐，堕落腐败的吗？
联想到电影《钢的琴》，一位劳工父亲为支撑女儿的钢琴梦，召集工友，硬生生地造出了一架“钢的琴”。虽然影片呈现朴实工人的执着坚毅令人温暖感动；但无情的是，这批劳工——曾经被歌颂景仰的文化英雄，不得不让位于知识型、精神性劳动，和适应更复杂的商品市场，历经位阶的置换。这种分化，造成了父亲和母亲的离异，女儿也最终跟了能够完善她钢琴梦的母亲。该片视点是男性劳工，在社会阶层变动的过程里，尚有点“英雄落寞”的意味，幸运的还有“佳人搭救”。而在《后院》，“女性”性别更抢眼亦更不幸。历经脑力劳动日益主流化的今日，当地的女性劳工仍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继续廉价交换，交换劳力，甚至“身体”，继续在主的注视下集体失语。这是“历史发展”的残忍代价？还是进步主义的一场骗局？“性别”或许从来是“政治”的一幕小剧场。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片血腥的广袤沙漠里昼夜穿梭，谁也不知道下一刻钟死神将会敲响谁的门，一排排的粉红十字架，那是少女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