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导演--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由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出资，刘仲伦摄影的京剧《定军山》。这部电影是对戏剧舞台上表演内容的忠实记录，摄影机摆放的位置也是在观众席，因此这部由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戏剧纪录片。早期的中国电影与戏曲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受到当时被称为文明戏的话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电影又叫做“影戏”。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拍摄了《难夫难妻》，进行独立的电影剧本创作，开始尝试摆脱戏曲舞台的框范，被夏衍誉为“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他们也就成了中国的第一代电影人，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第一代导演指默片时期的电影导演，大致活跃于上世纪初叶到20年代末。这一代导演约100人左右，代表人物有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其中尤以郑正秋、张石川的成就为大。他们作为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既缺乏经验，拍摄条件又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第一部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先后拍了十八集)。就艺术技巧而言，第一代导演还处于摸索阶段。
郑正秋(1888年—1935年)，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笔名药风，广东潮阳人，集编、导、演于一身。张石川(1889年—1953年)，原名伟通，字蚀川，浙江宁波人，导演。他们两人是“心同志合情逾骨肉的朋友”，堪为中国电影史上合作的典范。他们共同编导了40多部作品，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代表作品有：《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自由之花》、《春水情波》、《姊妹花》、《女儿经》等。相对而言，郑正秋更有明确的艺术见地与追求，他有感于“清廷的腐败、民生的困苦”，主张改良旧戏，提倡新剧，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为恋爱而恋爱”，“觅取题材，往往打从替穷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提倡“有主义”之影片。《难夫难妻》以广东潮州地区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在人们的摆布下成婚的故事，反映封建制度下婚姻的可笑与可悲。《孤儿救祖记》暴露了封建家庭的内部矛盾和掩盖在伦常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张扬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和伦常秩序，体现出中国早期电影明确的社会功利观与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姊妹花》创作视野进一步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反映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军阀混战的生活现实，故事雅俗共赏，使得该片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记录。他们的电影内容涉及“野蛮婚姻”、“妇女沉沦”、“都市罪恶”等社会问题，并在影片中为每个问题都提出了不无人道主义色彩的解决途径，形成了贴近社会、立意教育、着重人伦的独特传统。从艺术追求上说，郑正秋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特别是后期的《姊妹花》十分注重故事的雅俗共赏、表演的朴素细腻，导演手法自然流畅。张石川更倾向于“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乐”，较多地偏重于商业利益，以娱乐片为主。他一生导演长短故事片近150部。他的影片大部分为社会言情影片，如《三笑》、《夜深沉》、《金粉世家》、《空谷兰》、《啼笑因缘》(一至六集)等，故事性强，通俗易懂，受到市民观众的欢迎。1928年后导演十八集神怪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在上海电影界引起竞拍神怪武侠片的潮流。1931年美国有声影片输入中国后，他导演了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张石川凭着良好的英文功底，专攻西洋影戏的导演技巧，在早期电影艺术上的探索功不可没，如《一夜不安》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动画特技，而《横冲直撞》中使用了多机位剪接的手法，更突显了电影的特性。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作为中国电影的奠基者，第一代导演从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和舞台戏曲中吸收了很多手法，联系着时代的要求，重视电影的社会教化作用。电影技巧方面，更像是舞台剧的延伸，导演们用传统的戏剧观念来处理电影，布景空间层次的设计仍然具有强烈的舞台痕迹。在表演上依旧留有舞台剧的表演痕迹，拍摄时沿用戏剧舞台的一套办法，摄影机基本固定，电影镜头的景别变化不大。早期电影在内容上难免浅陋芜杂，艺术上也较幼稚，具有实验性特征，但其拓荒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代导演--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创造者。中国“第二代导演”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导演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仍工作在电影岗位上。这一代导演主要有程步高、沈西苓、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孙瑜、袁牧之、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吴永刚、沈浮、汤晓丹、张骏祥、桑弧等。
“第二代导演”的突出贡献是完成了中国电影从默片到有声片的转变。在艺术上，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写实主义，同时，注意把“写实”和电影化结合起来，逐渐摆脱舞台的局限，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之长。第二代导演是在左翼电影运动影响下开始电影创作的，他们遵循反帝反封建的制片路线，追随时代前进步伐，贴近社会生活，摄制了一大批表现工人、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影片。他们的代表作有吴永刚的《神女》、程步高的《春蚕》、费穆的《城市之夜》、孙瑜的《大路》、朱石麟的《慈母曲》、史东山的《女人》、蔡楚生的《渔光曲》以及沈西苓、袁牧之的《桃李劫》等。可以说，中国电影从这一代导演开始，才显出自己独立的价值。
蔡楚生(1906年—1965年)，广东潮阳人，参与了27部影片的创作，其中任编导的有10部，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1933年的《都市的早晨》是他的成名作，其代表作有：《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孤岛天堂》、《前程万里》、《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郑君里合导)分别创造了当时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使中国电影首次享誉国际影坛。蔡楚生导演的影片艺术特色鲜明，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刻画细腻入微，从多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建国后拍摄的《南海潮》，曾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
郑君里(1911年—1969年)，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演员、导演、电影理论家。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曾在《大路》、《迷途的羔羊》等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后与蔡楚生合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独立导演《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林则徐》、《聂耳》。《枯木逢春》体现了他在探索民族化道路上不懈的进取精神。而《林则徐》、《聂耳》则达到了当时传记片艺术创作的高峰。长期以来，他还致力于电影、戏剧的翻译和著述。1936年出版中国第一部电影史著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论著有《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译著有《演讲六技》、《演员自我修养》等。
费穆(1906年—1951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他擅长以生动的细节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并调动电影的各种元素为塑造人物服务。1933年，其导演处女作《城市之夜》公映，轰动上海滩。1935年，与罗明佑联合导演《天伦》开创中国电影的两项第一：第一部从头至尾配上音乐的影片，第一部采用中国传统古乐和民间音乐的影片。1936年导演的《狼山喋血记》，被认为是国防电影的代表作。1947年，他执导了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片《生死恨》，成为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代表作《小城之春》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和电影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被海外影评家评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之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孙瑜(1900年—1990年)，曾留学美国，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受过专业教育的电影艺术家。其影片借鉴西方戏剧结构和新颖的电影手法，重视镜头的美感和剪辑的流畅，被尊为“电影诗人”。中国最早使用升降机的导演，中国电影歌曲首创者。孙瑜编导的故事片有：《风流剑客》、《故都春梦》、《小玩意》、《大路》、《长空万里》和《火的洗礼》等；1951年因《武训传》遭到批判，后来又执导了《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和《秦娘美》。著有《孙瑜电影剧本选集》、《银海泛舟》。
汤晓丹(1910年—)出生于福建华安。1932年开始执导影片，是国内最早一批拍有声商业片的导演。《白金龙》让邵氏公司一炮而红，其后的《糊涂外父》也十分卖座。他的商业片能抓住观众的心理，制造出好的喜剧效果。《南征北战》(与成荫联合)、《红日》、《渡江侦察记》等知名主旋律影片是其代表作。1977年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先后导演了《祖国啊，母亲》、《南昌起义》、《廖仲恺》等片，充分显示了他把握历史、处理大事件、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功力。他的影片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故事性强，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观。2004年，他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生成就奖，是第二代导演中惟一健在的导演。
吴永刚(1907年—1982年)，生于江苏吴县。1932年后参加影片《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的拍摄工作。1934年编导处女作《神女》，一举成名。他一生共拍摄了27部影片，有《忠义之家》、《终身大事》、《迎春曲》等。1936年的国防影片《壮志凌云》，体现了团结抗敌的时代精神，使他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导演。解放后，他导演了新中国第一部表现土地改革的影片《辽远的乡村》。1961年，他接连拍摄了戏曲片《碧玉簪》和《尤三姐》，堪称戏曲电影的精品。1980年与吴贻弓合作的《巴山夜雨》是他艺术创作的高峰之作。吴永刚一生治学严谨，素以“艺贵真实”律己。在导演艺术上讲求质朴、真实，形成了独特的素描风格，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像。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不管是进步电影还是回避政治的商业片，都空前繁荣，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使上海变成了东方好莱坞。
第三代导演——春华秋实两辉煌。建国后走上影坛的导演艺术家，人称中国电影导演的“第三代”。这一代导演主要有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郭维、李俊、于彦夫、鲁韧、王苹、林农等，他们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表现生活的本质，深入展现矛盾冲突，以及在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艺术意蕴等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第三代导演的活跃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文革前为第一阶段。优秀作品有成荫的《南征北战》，水华的《白毛女》，崔嵬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谢晋的《女篮五号》等。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除了《创业》、《海霞》、《闪闪的红星》几部较好的影片之外，故事片创作几乎一片空白，中国电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是文革结束后，已过中年的第三代导演拍摄了大批佳作，进入艺术上的丰收期，如《芙蓉镇》、《鸦片战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第三代导演的创作时期也是中国电影的曲折发展时期。
谢晋(1923年—)是第三代导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他执导了36部影片，先后获得国内大奖23次，国际大奖10余次，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他举办过个人电影回顾展。谢晋1947年开始电影导演生涯，代表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鸦片战争》、《女足九号茧自缚》。其中《女篮五号》(1957年，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是他前期的重要作品。1997年导演的《鸦片战争》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题材影片。谢晋导演的电影几乎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他也被海外影评家誉为“当今国际影坛最有名望的中国人”。谢晋不但有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更具有社会责任感，致力于创作出真正具有精神价值、人文关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谢晋共6次获得“百花奖”，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凌子风(1917年—1999年)原名凌颂强，生于北京，1948年开始执导影片，主要作品：《中华儿女》(与翟强合作)、《光荣人家》、《陕北牧歌》、《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狂》。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中华儿女》展示了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是新中国最早得到国际荣誉的影片之一。1960年执导影片《红旗谱》，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经验。文革结束后，凌子风艺术创作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他把自己的创作视角集中到对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上，将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劫人的作品接连推上银幕。《骆驼祥子》、《边城》、《春桃》和《狂》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构成了凌子风的创作特色。
谢铁骊(1925年—)江苏淮阴人，从影五十余载，编导影片二十余部。代表作品：《暴风骤雨》、《红楼梦》(系列片，共六部)、《海霞》、《早春二月》、《清水湾，淡水湾》、《知音》、《大河奔流》、《包氏父子》、《月落玉长河》。其中，《暴风骤雨》、《早春二月》堪为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上世纪八十年代，谢铁骊把鸿篇巨制《红楼梦》分为六部搬上了银幕，以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段再现了封建制度的挽歌。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导演了《月落玉长河》、《天网》等优秀影片，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世纪奖导演奖。谢铁骊的导演艺术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融会在一起。
崔嵬(1912年—1979年)原名崔景文，主演过《宋景诗》、《海魂》、《老兵新传》、《红旗谱》等影片。导演作品有《青春之歌》、《北大荒人》、《小兵张嘎》、《天山上的红花》等。《小兵张嘎》最具特色的是运动长镜头的运用，当时西方的长镜头理论还没有传到中国，这种探索显得十分可贵。《青春之歌》像一首优美而激昂的长诗，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美学思想上，崔嵬追求电影的群众化、民族化，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崔嵬还先后导演了《杨门女将》、《野猪林》等戏曲艺术片。他在传统的戏剧程式化表演中，融入对角色的体验因素，大大增加了原戏的感染力。
成荫(1917年—1984年)原名成蕴保，出生于山东曹县。一生共编导20余部影片，以拍摄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著称。代表作有《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拔哥的故事》(上下集)、《西安事变》等。《西安事变》标志着成荫导演艺术的高峰。成荫影片的显著特点是：着力于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把历史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
水华(1916年—1997年)，早在30年代便投身左翼戏剧运动，1949年后转入电影界任导演，共拍了7部故事片———《白毛女》、《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鸡毛信》、《伤逝》、《蓝色的花》，作品不多却部部精彩。他的成名作是《白毛女》，别具匠心的银幕显现，使原剧固有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生动。《林家铺子》是水华的颠峰之作，曾于1983年在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获评委奖。
王苹(1916年—1990年)，本名王光珍，出生于南京。作品有：《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晚年又成功地执导了另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柳堡的故事》突破了以往表现战争题材只是描写战斗的框框，像一首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显示了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影片的音乐也十分优美，尤其是插曲《九九艳阳天》，直至今天仍四处传唱。
第四代导演——在夹缝中探索奋斗。第四代电影人大多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上海电影学校毕业生构成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生命是从1978年以后几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的。在第三、第五两代人的夹缝中，他们以稳健的创作实力探索奋斗，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有持久的艺术后劲。整个第四代的创作高潮是伴随着电影和戏剧分家的讨论和对历史的反思进行的，农村渐渐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题材。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滕文骥、黄建中、吴天明等。他们与第三代、第五代导演一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谢飞，湖南宁乡人，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第四代导演中最有成就和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和《黑骏马》等。教师职业是谢飞与其他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不同之一，也是他的作品贯穿着严肃的哲理思考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原因。他的电影受商业化倾向影响较少，娱乐因素很少，保持着一贯的严肃风格。谢飞电影的常见题材，是在大自然的慰藉下人性的复苏，人的心灵创伤和苦难的消解，生命意识和人格理想的重新振奋。谢飞电影中浓郁的民族意味和东方气质，正是他引起欧美电影界注目的原因之一。
吴贻弓，1938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0年与第二代导演吴永刚联合执导《巴山夜雨》后开始独立导演生涯。主要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姐姐》、《少爷的磨难》、《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海之魂》等。《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范本。吴贻弓继承先辈对诗的电影语言的探索成果，大量运用空镜头，使人物融入环境，环境渗透人物性格，营造气韵深远的意境。
黄蜀芹，1939年出生，广东番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代表作有《人.鬼.情》、《画魂》、《童年的朋友》、《青春万岁》、《嘿，弗兰克》、《我也有爸爸》等。黄蜀芹是一个不多产却力求完美的艺术家，女性的身份注定她与生俱来的关怀取向：书写女性，关怀女性。《人.鬼.情》以虚实结合的形式描绘一位戏曲女演员坎坷的一生，其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相交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奠定了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吴天明，1939年生于陕西三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后做场记、副导演、导演、厂长。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崛起影坛，以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而受人注目。深厚的文学造诣、对电影艺术经验的深厚积累、浓重的民族情感、强烈的艺术责任感，成就了吴天明电影质朴而凝重的独特风格。《人生》、《老井》真实再现了中国北方贫瘠山村的生活风貌；《首席执行官》让人感受到他对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祖国的热切关注，对发展、前进的渴望和企盼；《变脸》、《非常爱情》则是对在商业狂潮中依然涌动的人间真情的倾情颂歌。吴天明以深沉、饱含忧患意识的目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手法去发现、弘扬美好的东西，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浓郁的民族特色。
翟俊杰，1941年出生，河南开封人。1963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1982年进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1986年执导影片《血战台儿庄》，是国内首次表现国民党军队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影片强调在纪实的风格中塑造出血肉兼备的人物，在战争影片史上取得了艺术的突破。1988年，他编导并出演了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1989年，《大决战》摄制组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翟俊杰担任第五摄制组导演，真实地再现了决战之际国民党统帅部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的形象，再次证明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在第四代导演中，翟俊杰擅长导演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代表作有《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大决战.淮海战役》(上下)、《金沙水拍》、《长征》等。
第五代导演--走向市场 创造辉煌。第五代导演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大多毕业于电影学院，接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以创新前卫的观念驾驭自己的电影创作，在选材、叙事、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锐意求新，带有强烈的探索意味，建立起了当代中国电影的话语方式和美学特征，迅速成长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又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票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何群、霍建起、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冯小刚、冯小宁、李少红、胡玫、周晓文等。其主要特征是：题材上，凝结着乡村情结；内涵上，映射着寻根文化；影像上，烙印着造型风格。
陈凯歌，1952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4年执导《黄土地》，成为第五代导演探索影片的典范。影片在摄影、色彩、造型、构图等方面别出心裁，又内蕴深意，其磅礴的气势震撼了整个电影界，获多项国际大奖。其代表作有：《大阅兵》(1985年)、《孩子王》(1987年)、《边走边唱》(1991年)、《霸王别姬》(1993年)、《风月》(1995年)、《荆轲刺秦王》(1998年)、《温柔地杀我》(2000年)、《和你在一起》(2002年)、《无极》(2005年)。《霸王别姬》曾获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8项国际奖。陈凯歌的成就，首先在于其高度的人文精神。他的影片充满了对更和谐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关切与向往，并调动多种电影手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重而犀利、平和而激越的电影风格。
张艺谋，1951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6年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其作品有：《红高粱》(1986年)、《代号美洲豹》(1988年)、《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菊豆》(1990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秋菊打官司》(1992年)、《活着》(1993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年)、《有话好好说》(1997年)、《一个也不能少》(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幸福时光》(2001年)、《英雄》(2002年)、《十面埋伏》(2004年)。由于张艺谋是摄影专业出身，所以对电影的构图有超常的感悟力，注重色彩、画面、造型、意境等视听元素的冲击力。强烈的颜色对比，美轮美奂的画面，构成了张艺谋电影的独特风格。张艺谋将电影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他对中国电影的创新。张艺谋推动了中国电影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成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有特点、有新意，既不重复别人，也不断地改变自己。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张艺谋的身影也频频出现，他无疑已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一个重量级的品牌。
吴子牛，1953年出生，四川乐山人。1978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后任潇湘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子牛擅长富有人文色彩的历史戏、战争戏，如《喋血黑谷》、《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南京大屠杀》等，流露出他对历史、战争、人性等问题的反思。消除战争，呼唤和平，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是他创作的主题。吴子牛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在外观的严峻、粗犷中，蕴涵情感的绵绵细流。吴子牛说：“如果说第五代导演身上有些使命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正好见证了共和国步履艰难的成长历程，这种使命感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无论是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都应该带给人一些思考的东西，这才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冯小刚，1958年生，1985年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做过美工、编剧，1997年独立执导贺岁影片《甲方乙方》，一炮走红，从而以贺岁片独领风骚。其代表作有《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冯小刚不是科班出身，有小人物的真实生存体验，所以他关注的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群，用平视的目光展示他们日常生活的悲喜剧。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影片是商业片，他大张旗鼓地追求高票房，并在市场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冯小刚的商业电影并不是模式化的套路，并不恶俗，更不粗糙。就故事性而言，他用通俗娱乐的市民喜剧的形式，提供给观众笑声，并让观众笑中带泪，受到感动；就制作而言，他的影片的色调、画面、场景，都相当精心和投入，可谓制作精良。
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初期锋芒毕露，棱角鲜明，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论。对影像形式的过分看重亦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今天，在他们功成名就之时，则更多地用娴熟的技巧表现易于大众接受的主题，开始向传统道路回归，这是一种复归，更是一种跃进。第五代导演就这样在中国电影史上烙下了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螺旋式上升的轨迹，至今仍站在电影艺术的前沿，续写着自己的辉煌。
第六代导演--从“地下”浮出水面。第六代导演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进入电影行业的新生代电影人。对于这些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首先要面对“电影作为商品”这个现实，能否筹集到拍摄资金是他们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当他们开始其电影生涯时，很难获得拍片的机会，为了拍自己的电影，只好无奈地另谋出路，开始“独立”制作。或是朋友资助，或是寻求投资商，但都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经费。他们的电影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宣泄的渠道，站在一种“平等精神”的立场上，作为独立的个体融入到普通的生活中来，与周遭的人一起经历生命的体验。他们关注的多为年轻的城市边缘人，表现他们迷茫、无助的心理状态。从拍摄方式上，追求自我的、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试图呈现某种目击者的、冷静的影像风格。这种带有某种残酷诗意的影像风格成了第六代的共同特征。其代表人物有王小帅、张元、何建军、贾樟柯、娄烨、路学长、张扬、管虎、朱文、李欣等。
王小帅，出生于1966年，上海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几年苦等拍片机会不果，1993年自筹资金，自己编剧，邀请好朋友出演，拍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电影。该片获希腊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和其他几个奖项；《扁担姑娘》和《二弟》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十七岁的单车》获第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青红》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王小帅的电影，构图优美，造型意识强烈。出于对生活和生命的敏感，王小帅的所有影片几乎都与温度和季节有关。他的影片中的每个人似乎无时无刻不处在清醒而痛苦的自觉中。王小帅凭借其独特、敏感的电影个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艺术探索，无论是直接提出精神命题还是通过刻画物质生活对人的异化，王小帅的镜头始终对准的是人，并且努力地保持自己在艺术上的完整，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张元，1963年生于江苏，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个人筹资独立制片。作品有《妈妈》、《北京杂种》、《疯狂英语》、《东宫西宫》、《绿茶》等。张元早期的电影生活在自我之中，充满锐气与锋芒，集聚着热情、怨愤以及不驯，题材另类。他的影片关注边缘状态的生活及弱势群体，强调原汁原味，反对唯美，拒绝煽情，有很多纪录片的成分。回到体制内后，最关注的是当代青年人的真实心态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命运不济的人群的家庭生活状态。在艺术上一向带有先锋色彩的张元，也开始兼顾影片的商业价值。张元无论做什么体裁、题材都有特别之处，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引导观众来看问题。作为一个职业导演，除了故事片之外，他还拍纪录片、音乐录影带、广告、电视剧。他有兴趣在不同的领域里做不同题材和感觉的东西。
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山西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从1995年开始独立制作。《小山回家》是他的第一部影片，用DV漫游式地拍摄。其后有“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贾樟柯的电影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巨变之下的中国现实，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会面临他们自己的问题。他把自己作为当代中国生活的观察者，从一个普通人的个人印象，创造了一幅小人物悲欢离合的群像图，展示出底层社会最平常最本真的生存状态。贾樟柯的创作一直都处于地下，人们也习惯于从一个“地下导演”的角度来欣赏和接受他。2004年他带着《世界》浮出水面。《世界》依然延续着贾樟柯对社会巨变之下的普通人的关注，讲述的是在北京飘荡的打工一族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使许多有类似经历的观众找到共鸣。
张扬，1967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97年执导电影《爱情麻辣烫》大获成功而备受瞩目，1998年执导电影《洗澡》获得国内外广泛关注，并获得多个国际大奖。2001年完成电影《昨天》，并应邀参加威尼斯影展。张扬作品不多，但均为精品。与其他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他从开始就是“地上”的导演，他身上带有的浓厚传统文化底蕴使他更有亲和力。他擅长通过日常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来探索社会、人性、人与人的关系。《昨天》是一部纪实性故事片，片中人物兼主角贾宏声均为真实姓名并由贾宏声本人扮演。《洗澡》以现代的手法演绎平凡的市民在现代与传统转型中的无奈和企盼，弥漫着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张扬并不讳谈商业，他认为作为导演，必须得考虑到市场、观众以及你的投资方，而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他的每一部电影都与观众见面，并被大多数观众认可。他不仅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还照顾到好不好看这个商业性的问题。他的处女作《爱情麻辣烫》是市场中的大赢家，《洗澡》同样有票房又有口碑，在圣塞巴斯蒂安这样的A类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导演奖。
第六代导演大都是从拍地下电影起家，很少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表达。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当代中国，后来为了融入主流电影市场，他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妥协。他们究竟能将自己的艺术追求坚持多久，观众正拭目以待。
夹缝中诞生第七代导演。“第七代导演”，其实是个很不规范的概念。因为这一称谓既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没有广泛流传；这里所归纳的导演群体，目前也尚未形成一个可以归纳为“代”的较为统一的性格、风格和流派，更没有诞生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或者像《黄土地》、《红高粱》这样的代表作。这里所谓的“第七代导演”，是指在新千年之后走上导演岗位，开拍第一部电影的“新生代导演”。他们多是７０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的电影的基本命题、所关注的对象，以及表现手法、风格，都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有所不同，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电影意识的诞生。不管他们此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一样壮大为一个新的导演群体，成为中国电影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自诞生之日起为中国电影所带来的清新空气和新的希望，始终都是值得期待、令人欢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