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代以来的游侠事迹不同，和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小说不同，武侠电影以影像奇观的方式，为中国侠文化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想象空间。

　在武侠电影的视听想象里，有三个方面构成了武侠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首先是武侠电影的感官刺激。或者用刀剑，或者用拳脚；或者写实，或者奇幻，或者用灰暗的色调，或者用绚丽的光泽――武侠电影给予观念最直接的体验，是既不同于现实也不同于语言叙述的“视觉新潮”，大量运用特技手段以及不惜巨资的大制作，成为武侠片的一个鲜明特色。
　　其次，是武侠电影的性致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武术被当作是一种“道”，因而有“技进乎艺，艺进乎道”之说。初级的功夫只是一种技术即“技击”，而高明的功夫则成为艺术也就是“武舞”，其终极追求则是“道”，即对人生和人性的领悟，不仅是一种武学境界，更是一种侠义境界，是在坚持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逍遥人生，也就是“笑傲江湖”，这成为一种诗意的审美，是其他电影类型难以取代的。
　　第三是武侠电影的历史韵味。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往往都喜欢选择历史剧变的时代，在这中间拷问人性，悟解历史。比如，《英雄》提出一个“天下”观，大侠们在貌似侵略的统一战争与可能是分裂的抵抗战争中间摇摆，最后放过了秦始皇s黄飞鸿从挨打的历史中向洋人学习，洋为中用，唤起民族浩气；霍元甲从一个单纯追求“武功天下第一”的武痴，完成了为国人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转换，然而，他却在最后被侵略者害死，从而揭示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真理，等等。在历史中沉思，将武侠片和历史规律的追寻结合起来，终于重新拾起了自清末革命党人那里开始的“武侠革命”意识。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通过武侠电影，武侠重新回到了它的主流文化的源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2008年以来的武侠电影世界，总是不断有惊喜，而对人性和历史的思索也更加深化。武侠本来生当乱世，那些乡土中国的侠隐桃源，纷纷皆成往事。武侠电影带来更多的辛酸，更多的沉思。年初的《投名状》鞭辟人里地拷问了人性，曾经淳朴的江湖人性，在体制的名利诱惑中变态，最后是一起毁灭了去。岁末刚刚上映的《叶问》，则显示了中国人在危难之际的群体侠义精神。叶问从侠隐中走出来，在抗战胜利后推广咏春，成为全民健身的宗师。而他的弟子李小龙，则创造了武侠的健身与影像神话。中国武侠本来是习武而不炫武的，但在危难之际，侠隐挺身而出，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但在今天，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侠都只是想象中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专门行为的侠，已经不存在了。侠，已经弥漫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弥漫在中国人的性格里，成了人们性格中的一种正义和阳刚的因素：顽强拼搏、勇攀高峰，是侠；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是侠；乐于助人、古道热肠，是侠；胸怀坦荡，仁者无敌，也是侠……正如有学者指出，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民族化的符号，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