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韩国电影人为要求修改1973年修订的带有独裁性质的《电影法》和废除不合体制的“公共表演伦理委员会”而进行了激烈的抗争。

到了1998年，电影人又发起了反对更改原有电影配额制的著名的“光头运动”，他们走上街头，以剃光头静坐的方式抗议示威，并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2006年，“死守电影配额制电影人对策委员会”又一次在影帝安圣基的带领下，发动全体电影人走上街头，反对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使本国电影上映天数折半的FTA协议。韩国电影人在经济腾飞的这几十年里从未停止过对民族电影的自由繁荣的争取。

　

　韩国的思想文化虽然深受中国儒家的影响，但与中国儒家从汉代开始强调的忠君不同，韩国自古以来更看重“忠国”——“忠国不忠君，君王是元首，而不是被神化的天之子”②。所以，有着“忠国”性格的电影人往往表现为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不是政府，当政府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出来毫不犹豫地反对前者。
　　韩国电影业在90年代后的起飞也是和韩国电影人这样的思想状况分不开的。1993年林权泽以韩国传统民间艺术“盘索里”为题材的电影《悲歌一曲》不仅创造了当时观影人数的纪录，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各地掀起学习“盘索里”等传统艺术的热潮，并促使许多韩国人开始重温自己的民族传统。该影片激发起来的民族热情也很好地带动了民众对极具本土特色的国产影片的喜爱与追捧，之后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和《JSA共同警备区》等的成功，都有赖于韩国观众被激发起来的这种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韩国影人的“忠国”也体现在其时刻不忘自己在本土普及电影文化的重任：除了成立许多“电影小组”放映艺术电影，宣扬新的电影观念，韩国的许多一线电影人都深入校园兼课，为培养下一代的电影人而贡献力量。 　　

当国家强盛起来的时候，“忠国”的思想在韩国影人的身上就不再是“捍卫本土”那么简单了，他们更愿意放眼世界。虽然韩国影人总是会在自己的文化受到挑战时激烈地表示对抗，但他们同样渴望着雄霸亚洲市场。在2006年的反对削减电影配额的游行示威上，曾主演《太极旗飘扬》的韩国人气影星张东健的牌子上就写着：“请与国产电影配额做‘朋友’，让‘太极旗飘扬’在世界！”将电影产业视为制造业的韩国电影界是非常关心影片出口的，甚至在2006年1月17日，韩国总理李海瓒主持召开国务会议，还强调要通过“深化”“扩散”以及“潜在”三阶段来实现“韩流”全球化的目标。所以，韩国电影人对缩减配额的担忧，不仅仅是害怕自己的民族电影面临挑战，他们还担忧着自己的海外市场是否会因为美国以韩国为跳板的海外“抢滩”而遭受损失。
　　当然，韩国电影人也并非绝对的本土主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电影的国际合作还是不少的。釜山电影节从举办伊始就提出了“开放性，走向世界”的口号，十几年来为提携亚洲电影新人、促进亚洲电影的共同发展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韩国导演、编剧、演员与国外的合作都在逐年增多，仅以中国为例，2000年以后，中、韩两国合作的电影就有：《飞天舞》《神话》《雏菊》《中天》等，这种国际上的合作与交流对于韩国电影人而言，想必也是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