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死的时候可以有做枕头的一本书陪着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陈忠实写作《白鹿原》期间，曾真切地与朋友说过这样一番话。而今，陈忠实离世，他用生命写就的这部作品，份量也无愧当初的壮语豪言。

1993年，《白鹿原》出版后一个月，原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就找陈忠实谈电影改编授权的问题。此后，同为西影厂编剧的芦苇与吴天明一起，多次和陈忠实碰头，讨论改编细节。三位关中水土养育的陕西人，满怀着激情与梦想，打算把白鹿原上的故事搬上银幕。

同年年底，《白鹿原》被一位领导点名，列入禁拍名单，理由是和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一样，都有倾向问题——“揭历史伤疤”。就这样，一个大“IP”的拍摄计划搁浅了，但陈忠实与芦苇的私交却持续了下来。

2003年，陕西省委书记发话，要将陕西做成影视大省，《白鹿原》这面陕西文学的旗帜，自然得以立项重扬。第一时间，芦苇将此消息告诉了陈忠实。

作为《霸王别姬》和《活着》两部经典影片的编剧，每部电影的剧本芦苇也不过写了两稿。但《白鹿原》却前后七稿，耗时五年才完成，稿纸与笔记本加起来是一尺半厚。


今天，且不提王全安版《白鹿原》（或曰《田小娥传》）影片的平庸无趣。单说剧本，《盗梦空间》剧本写了十年，芦苇这样一个老编剧，写《白鹿原》也耗时五年，王全安16天而就的剧本是什么水平，自然也可想而知。

芦苇曾在与王天兵的对谈中说过：“正剧、悲剧的戏剧性叙述，跟重量级拳击比赛一样，要刀刀见血、拳拳到肉。编剧这一行的饭为什么难吃？拿正剧、悲剧来考一下子，如果编剧不能经受煎熬和磨练，作品必是一堆残渣废料。”

“我在《白鹿原》剧本里，从封建帝国崩溃的前夜一直写到新政权的建立，但对原著的内容做了很大的取舍。我用人物命运来揭示时代命运——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就是裂变了、断根了、无后了，传统道德、传统理念断层了，而新的道德、新的理念并没有取而代之。这是最可悲的地方。《白鹿原》小说有价值，在于它讲的是这种伦理的断裂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影响。我在剧本里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你时刻可以看到两代人的冲突、两代人不同的选择与命运。”

——芦苇

《白鹿原》小说有四十多万字，六万多字的剧本只有原作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横跨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纷繁复杂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把这一切要压缩到一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的胶片中，改编难度非常之大。

芦苇本人也曾感叹称，“我死后我的《白鹿原》剧本如果能够投拍并公映，请把电影海报在我的骨灰盒前烧一张”，由此可见，其对自己所创作的《白鹿原》剧本的重视和笃定。

这本书是芦苇老师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完整剧本。这部作品的问世历经曲折，为此上演了太多故事。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小说的正剧剧本，它在写作技巧与改编技巧上都体现了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厚积薄发的创作功力。


除完整呈现芦苇版《白鹿原》最终定稿之外，本书还另附别册，收录芦苇与王天兵关于《白鹿原》剧本改编思路与技巧的独家对谈，以及芦苇从未公开的创作笔记。读者在领略剧本的语言与故事魅力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到不少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技巧。

一个月前，芦苇曾去陈忠实家探访陈老。他告诉陈忠实，自己想重拍《白鹿原》：“希望有部影视作品配得上这部伟大小说。”

已经病重的陈忠实对多年老友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信任：“不说钱的事儿，你说咋办就咋办。”陈忠实还对同行的制片人说，“芦苇当编剧，我放心，我啥都不问。他怎么改，都行。”芦苇一出门，就忍不住流泪了。

长安犹存白鹿原，人间再无陈忠实。希望芦苇拍摄的新版《白鹿原》，如他所言，对得起陈忠实，配得上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