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为什么不往下写了？



△张莉：他后来写了《不二》和《素女经》了，可惜我现在又没看这两部。



○冯唐：其实张莉刚才开始讲的小说家的理解力来判断小说家能走多远，我倒是有一个相对不太一样的观点，因为理解这个事情你到了一定层次比如说四十不惑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他不可避免从自己的三观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毕竟前面那么多积累。那好了，怎么增加这个理解力？我不知道毕老师的习惯，从我的角度总要找到一个方法论找到一个抓手。其实反而很古怪的是，我觉得你从自己的痛点弱点进去，怎么说呢？40多岁了，该见过的好像见过一点了，猪也吃过了，也看过猪跑了，胸大的胸小的多多少少见识过，但是你还有什么东西挥之不去，你心里还觉得什么地方别扭？有时候不要嘲笑自己，反而要对自己真诚一点。我弱在什么地方，我过不去的是什么地方，那些有可能是老天给你最敏感的地方。从这点上比如说像《不二》、《素女经》，我是从这块开始展开的，最挥之不去的是啥，我开始往里进，或许我比别人感触更深一点。



第二个，我是严重同意毕老师刚才的观点，我一直不认为我是大另类，我一直觉得我挺主流的。主流在哪儿？虽然我不是中文系的，但是我做了系统大量的阅读，其实我反而觉得我是挺按古法炼钢的，我挺按古法炮制的，反而出来的东西跟这个时代脱的特别远。转回来说，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吗？有可能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张莉：我所说的另类是有所指的，就是跟当下写作潮流不一样的意思。你说的抓手我觉得有意思，按我的说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他的透视法，一个小说家终生奋斗就是要找到属于他的透视法，凭借这个地方去看世界。好小说家都是在找到那个独属于他的方式。我觉得你的医学背景很重要，今天你送我《素女经》，我看到书的题目，突然想，大概冯唐老师已经找到他的那个透视法了。



别瞒着蚊子睡觉

○冯唐：毕老师再往下你还有什么计划吗，在写作、在理解现实上、在技巧上还有什么计划？



◇毕飞宇：我写到现在，一直有计划，可是悲催的在哪儿？我的整个写作脉络它自己的那个计划比我的计划要管用得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2005年写完《平原》，手上写的长篇不是《推拿》，我要装修房子，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可能把大量时间放到一个长篇里面。然后，我连续弄房子弄了一个多星期，太无聊了，没事干。我处在非常慌乱的状态底下，在电脑面前玩玩，随便找个东西就写吧写吧，也不一定写小说。上帝啊，一写写进去，把《推拿》这口土挖掉了之后底下的水冒上来了，这个水咕咚一下子上来之后我也吓了一跳。结果不仅把长篇小说放下来了，按你的话说把“计划”放下来了，把装修房子的事情也放下来了。当然，这是个案，作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我觉得计划这个词过于刻板，我不如换个说法，你永远要向自己提要求，这个是更靠谱的说法。无论是理念上的东西，无论是价值观上的东西，无论是你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是你的小说美学，你都要给自己提要求。给自己提要求的人他不一定最后是一个多么好的作家，也许不能完成自己的鸿鹄之志，但是这样的作家通常不会太让人失望。相反，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你看去年的作品还不错的，也就过了三百多天或七百多天，上帝啊，他这样了。这个是吓人的。

○冯唐：我特别有感触。有些我过去的文字英雄，我可能比看您的《武松打虎》、《平原》还要早很多的一些，真是文字英雄，老天给的东西太多了，但后来发现没了，黄儿散了，人懈掉了，对生活开始没有任何追求和要求了，对文字也没有任何追求和要求了，最后变成有句无篇，看句子小灵感还在，合起一整篇基本是垮掉了。那么转过来问毕老师，你有没有担心比如说写了《平原》、《推拿》，之后下一本下两本如果没有这几本好怎么办？



◇毕飞宇：这个事情我发自内心感谢敬泽，他作为我的心灵按摩师，在很早之前就帮了我巨大的忙，这个我要终生感谢他。我的《玉米》是三部曲《玉米》、《玉秀》、《玉秧》，等我把《玉秧》写出来的时候批评界有一个说法，《玉秧》写的不及《玉米》和《玉秀》好。当然我们把《玉秧》写的好不好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有一天晚上，我碰到一个人，他说我们前几天在一个会议上提起你的《玉米》来了，有几个年长的老先生说《玉秀》怎么样怎么样，《玉秧》怎么样怎么样，当时李敬泽老师站在旁边笑眯眯地说，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人家写了一个《玉米》你们说好，人家写了一个《玉秀》你们说好，人家写了一个《玉秧》你们要求人家比《玉米》和《玉秀》都要好，哪儿有这样欺负人的？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温暖的，我觉得超出了友谊的东西。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帮我为《玉秧》做了一个辩解，它对我的整个写作生涯都是有帮助的。一个作家某一个作品没有达到读者的预期怎么了？谁规定了写小说的人下一部作品一定要比上一部作品好？这个事敬泽帮了我巨大的忙。

○冯唐：接着问个狠一点的。第一个问题，假设你的下一个作品比现在的比如《推拿》、《玉米》、《平原》要差两三成，你发不发？第二，差个七八成，你发不发？第三，发了之后你会不会扭曲自己的金线的标准，往死了夸自己？


说一个别的，我生活在乡村，乡村的夏天蚊子是非常多的，有时睡觉的时候蚊子会爬满你的腿。我们反过来想，我打算去睡觉了，房间里面都是蚊子，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轻手轻脚走到床边躺在那儿，所有的蚊子都不知道我已经睡着了。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精明，这是用人的思维去替代蚊子思维，所以在我还没到十岁的时候我爸爸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千万别瞒着蚊子睡觉。你以为你能把一个蚊子瞒过去？实际上人不能瞒过任何一只蚊子走向睡眠，千万别，瞒蚊子是瞒不住的。这样说好象是把别人或读者误解为了蚊子，但其实不是，当然，我想这个误解应该不会有，这只是个比喻。



作家最大的幸福是有人读懂了你

○冯唐：刚才毕老师的比喻非常精妙地说了一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作者本身也是自己的读者。我想说的是个人体会，作者下的每一个辛苦的心思，流的每一滴汗，甚至心里滴的每一滴血，在长时间、大范围阅读下都被读者读出来，无一例外，有点小惊喜也会被人点出来。第二，有时候作为一个自己小说的读者受更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好辛苦啊，比如有金钱上的压力，比如说有嘴硬、面子等等各种人际关系……睡觉的时候每每午夜惊起你会发现自己也不好骗。



△张莉：稍微有点头脑的作家其实都应该知道自己写到哪个份儿上了，自己在哪个位置，写的怎么样自己心里应该明镜似的，不然还写什么啊。写得好不好，心里应该明白。现在，很多作家不满意别人批评他，其实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硬撑。

◇毕飞宇：在天特别冷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喜欢把《红楼梦》拿起来读个十几二十几页。你知道，深夜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会替曹雪芹高兴，为什么高兴？曹雪芹真幸运啊，他怎么就碰上毕飞宇了呢？这里面当然带有自我夸张的成分。我的意思不是夸自己，是他的心思我能明白，他要表达的东西我懂了。咱们也是写作的人，十年、二十年、九十年以后，有可能时光无情地把我们踹到一个无底洞里面去。也有可能，我们死了以后，十年、十五年、我们狂放一点说五十年，很可能在某一个深夜有一个读者读着冯唐，读着毕飞宇，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已经死到哪儿去了，可有人因为我们在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写的字、写的一段话、写的一篇小说而流泪，这样的作家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事，你多么愿意相信灵魂的存在，多么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



○冯唐：毕老师描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

△张莉：我每个学年都讲当代文学史，会问90后们，他们读完当代小说的感受。他们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人读不下去，太痛苦。这可能跟这一代的阅读习惯有关，每到此时，我便会意识到文学史的残酷，时间的残酷。写作是非常残酷的职业，很可能所有的工作突然间灰飞烟灭。但是另一方面，作家也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有可能跨越几十年突然遇到一个知音。比如，我刚进教室，有个年轻人就突然跑过来对我说，特别感谢你让我读了某某某，我太喜欢读他了。那个场景，你会觉得这位死去的作家活过来了。



◇毕飞宇：这就是陶渊明跟苏东坡的关系，莎士比亚跟伏尔泰的关系，那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没怎么样。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作家与评论家互相照亮对方。伏尔泰也好，苏东坡也好，他们不是所谓的批评家，他们怀着文学美学批判的心态去阅读别人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照亮了另外一个小说家，他照亮了另外一个诗人，他照亮了另外一个剧作家。博尔赫斯的那句我们经常重复的话讲的多好，不是过去照亮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

△张莉：毕老师刚才讲他读曹雪芹的时候，我深有同感。我读到一个当代作品，如果我喜欢，我会这样想，“嗯，你看，这次你遇到了我，我发现了这样的你。”这时候，作为读者，我是有那种得意的，也是人生的小幸福。



◇毕飞宇：既为人家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张莉：对啊，我会想，我要为这个作品写个评论了，我们来互相照亮一下吧。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阅读吧，阅读的深度重要，阅读的乐趣也重要，但是，说到底交流得有趣最重要。



◇毕飞宇：阅读的乐趣是不期而遇的，阅读是最神奇的邂逅。计划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是读者。在阅读面前不要说古代作家、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好的读者内心是没有代际之分的，不论年长的年轻的，在他们那里有可能就只是关于小说的审美，这要朴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