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1] ），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2] 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他创立了楚辞，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人物生平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1] ，到来年的正月初七日，屈原一周岁，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屈原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6]
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屈原出七里峡，游香溪与长江，读书于昭府，与昭碧霞相爱。
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回故乡乐平里，与昭碧霞定亲。
初露才华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为了打破[2] 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极力劝谏，但是楚王不听，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在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大败。韩、魏趁机偷袭楚国至邓（今襄樊北），楚国军队兵畏惧，从秦国回归。韩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仓立。孟轲议定在周赧王三年离开齐国。孟轲主张“性善”，劝齐宣王行仁政，劝滕文公行“井田”，均因为迂阔难行，不受两国采纳。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8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自投汨罗
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再次攻楚，占领郢都，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消息传来，屈原重返郢都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作诗篇《怀沙》，再次抒发忠贞爱国的情怀和“受命不迁”的崇高志节，倾诉了郁积于心头的苦闷，然后投汩罗江而死。终年62岁。

文学成就
创立楚辞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品特点
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只(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就诗的内容说，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李贺诗中却谈不上有生动的情节，神的驱妖除邪的活动，是由巫者说出的。所谓“神慎神喜师更颜”，巫师的表演缺乏真实感，感情的表演也欠细腻生动。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李贺写巫现的种种表演，尽管达到了穷形尽相的地步，但目的却在于揭示巫者的狡绘及骗人伎俩。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
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李贺诗歌善用比兴，尤善用比喻。他的一些歌诗，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多方设喻、拟物，使感情得到充分地表现。他有时用超现实的事物，反衬现实的事物，使现实的事物显得奇特而丰富多彩。譬如，他在《李凭箜篌引》中状李凭善弹的情景，通过丰富的想象，绝妙的比喻，充分显示了李凭弹箜篌的超卓的技艺。余如《听颖师弹琴歌》、《蜀国弦》、《罗敷山人与葛篇》等，在运用比喻上也是绝妙的。
作品风格
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如《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汽，如《浩歌》: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爱士的平原君不复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谁重视和爱护呢?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政治成就
举贤授能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
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造为宪令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骥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大一统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变法改革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1]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轶事典故
屈原取名

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这八句话是自叙身世。从原始祖先说到父亲，说到自己的生日，与父为之命名、又为之起字。”高阳“，是楚人传说中的始祖，又称颛顼，可能是某个图腾的专名。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正则是平的引申义，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屈原者名平“之说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1]
宋玉悼词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词的人。“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从悼词中宋玉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伟大的辞赋家。[9]
屈原投江
屈原到了江边，披散头发，在水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脸色憔悴，身体干瘦。渔夫看见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浑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夫说：“圣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而能够随着世俗变化。整个世界都浑浊，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沉醉，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小酒？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尚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他写了《怀沙》赋，然后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
人物评价
荀子：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评价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13]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14]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4]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6]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9]
****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15-16]
《中国文学史》作者龚鹏程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主编胡乔木评价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个人作品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17]
亲属成员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了。战国时代的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由此可知，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3]
宗懔《荆楚岁时记》[18]
贾谊《吊屈原赋》[18]
刘安《离骚传》[18]
后世影响
文学创新
(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2]。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地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19]
(三)《楚辞》开浪漫主义先河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19]
文学精神
(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是景慕屈原的人。李白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是屈原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另外，我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我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20]